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已经一般地估计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

1938年５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们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战斗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果，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败。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需要实行这一套方针，这是以弱胜强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从传统的战争学理论看来，游击战争是个战术问题。毛泽东所以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