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929年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

古田会议会址·福建古田村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依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做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