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挽救革命。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整论文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一些代表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合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